江南体育-东南亚豪强出战，斩获多场连胜

闽南历代名人故事

林大志著

说起东南亚豪强出战，斩获多场连胜我国古代的抗倭名将，估计大家都会想到戚继光，但是如果说起俞大猷这个名字，我们可能就没有那么熟悉了。其实，俞大猷和咸继光相比，二人的功劳可以说不分伯仲，只是由于各种机缘，俞大猷的名声没有那么显赫。当时二人合称“俞龙戚虎”，按照这个说法，俞大猷还在戚继光之上。这里，我们就来说说俞大猷的故事。

九峰旧庐藏《正气堂集》

一、弃文从武

俞大猷是福建泉州人，他出生于明弘治十六年(1503)，病逝于万历七年(1579)，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抗倭名将、民族英雄，同时也是军事家、武术家，还是成就不俗的诗人。因此，俞大猷可以说是我国古代一位少有的文武全才。

俞大猷生活的时代属于明代中期，这时候，沿海边患频发，倭寇经常袭扰，这种情况在明代的嘉靖年间情况最为严重，东部沿海地区的百姓常常受到侵害，倭患成为难以根治的一大顽疾。

俞大猷出身于一个世袭的武官家庭，他的先祖由于在明朝开国的时候立下过战功，所以被封为泉州卫下辖的百户，并且这个职位在他们家族可以世袭承继。然而最初俞大猷走的却是读书人的道路，希望通过参加科举来进入仕途。那么，他本身可以世袭武官，为什么要走从文的道路呢？这里面的原因大概有两个，一个就是他家的这个武职官阶比较低。“百户”是明代武官体系的一个官职，是一个比较低级的武职，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下级军官。明代给的官俸是很低的，他们家尽管比普通百姓家境略好，但是俞大猷的妈妈也还是要在田里劳动，晚上还有兼做女工、女红，才能养家。再一个原因就是明代的官职总体还是文官制度，除去明代开国初期之外，其他时期武官的地位明显低于文官。高品阶的武官与低一品的文官相见，常常还要参拜文官，甚至向对方自称“走狗”来表示尊卑之别。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俞大猷的选择了。

俞大猷读书非常用功，也很有一些天分，但是命运之神却并没有给他更多的眷顾。他5岁就到私塾读书，15岁那年，也就是正德十二年(1517)，他考中了秀才。但是，这之后他的功名之路就没那么顺利了，参加乡试、考举人，总是名落孙山。没有办法，一度只好设塾授徒，选择当教书先生来养家糊口。父亲病逝后，他已经29岁了，家境困难，文举无望，没有办法，他只好弃文从武，继承了他父亲的百户之职，成为一个武流中人。

自此，他开始练剑习武、学习骑射，下决心走武举之路。想不到，这条路竟然是他的成功之路，从这时候开始，他的科举、仕途发生了质的改变，虽然后来的人生经历多有坎坷，但总体上是彻底改变了命运，从一个下层的秀才、百户逐步进入国家统治集团，成为朝廷的高级将领。

经过3年的苦练，嘉靖十三年(1534)十月，俞大猷参加武举乡试，中了武举人，第二年四月，他进京参加武科会试，结果再次高中，得中武进士第5名。有了这个进士的功名，他很快就升了官，从正六品的百户升为从五品的泉州卫下属的正千户（前所），旋即担任守卫金门的重任。

俞大猷公园

二、戍守东南

从守卫金门开始，俞大猷开始了一段戍守东南的军武生涯。这个时期前后长达十五六年，大致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段守卫金门，第二段守备汀漳，第三段守备粤海。大多数时间他都任职在闽南地区。

嘉靖十四年(1535)起，俞大猷开始担任守卫金门的千户之职，虽然仍然属于中下级军官，但是与百户相比，官阶有了显著提升。这里，我们需要简单了解一下明代的地方军队制度，也可以称为都司卫所制度。从中央来讲，一个是兵部，一个是五军都督府，二者互相牵制。从地方来讲，则是都司卫所。都督府下面是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再往下，依次是卫、所（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我们现在说到天津这个城市，本地人经常叫天津卫，其实就是这个来历。大体上，都司相当于现在的大军区，卫所相当于现在的地方卫成区，一卫配置5600人。这样简单归纳一下，官职由上至下就是：五军都督府—都司一卫一千户所—百户所。此外，还有一些特别的“卫”，系由皇帝直接掌管的亲兵部队，通常设置十几到二十几“卫”不等，其中最为特殊而知名的一支叫作“锦衣卫”。

那么，这个时候俞大猷的职位就是守卫金门的千户所，是独当一面的武官了。而且，当时的沿海地区有些没有设置州县，只有卫所，他在金门做千户，实际类似这里的父母官，俞大猷戍守金门5年多，他赈济灾民，化解纠纷，惩恶扬善，弘扬儒教，深得民心。然而，嘉靖十九年(1540)，他被撤职，原因在于他给上司写了两封信，提出自己对朝廷军队存在问题的看法，想不到这充满善意的上书建言竟给他带来厄运，上司认为这不是武官的职责，斥责他多管闲事，俞大献就这样丢了官。

不久，北方胡人侵扰边地，山西地区发生战事，朝廷下诏征选天下英才，俞大猷抓住这个机会，积极向上司陈词、献书，表达为国效力的忠心。上司对他的举动很欣赏，便向兵部推荐俞大猷。在这样的背景下，俞大猷到了北京，向兵部尚书毛伯温上书陈述自己的用兵之策，毛伯温看了书信，对俞大猷颇为赏识，就把他派到了山西前线，进入都督翟鹏的麾下，参赞军务，可惜翟鹏对他并未重用，失望之余，他不久就回到了闽南家乡。

嘉靖二十三年(1544)春天，他被朝廷重新起用，任命为汀漳守备。这一下他的官职得到晋升，虽然还算不上地方大员，但已经是镇守一方的主要将官。他的官职叫作署指挥佥事，属于正五品的官员，只是这时候的俞大猷已经42岁了。

他镇守的汀漳地区，大体在我们现在的闽南、闽西一带，主要职责是捕盗平乱，保境安民。他在这里驻守了4年，在这期间，他教化百姓，读书作文东南亚豪强出战，斩获多场连胜；教人习武，抵御强盗。特别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他在福建诏安等地连续率军平乱，剿灭了康老、雷士贤、汤信四等盗贼数起，三战连捷，既恢复了地方安全，又获得了一定的声望。此后不久，他被朝廷派往广东、海南等地任职，官阶也逐步得到晋升，先后被委任实授都指挥佥事、右参将的军职。不过，到这个时候，俞大猷的影响力还不大，大体还局限在南方沿海的局部地区，主要功绩也不是抗击倭寇。到了嘉靖三十一年(1552)，情况发生了质的改变，时局的变化赋予俞大猷更为重要的历史责任。

俞大猷纪念馆外景

三、江浙抗倭

嘉靖年间，倭寇之患愈来愈严重，特别是浙江、江苏（上海）。那时候没有江苏、上海的说法，叫作南直隶，因此，这段经历也可以称为“浙直抗倭”。福建沿海地区，也经常受到倭寇的侵扰，他们攻陷城堡，杀掳居民，抢夺财物，为害一方。为了遏制这个危机，朝廷加派军队，前来平乱。俞大猷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先后派到浙江、南直隶沿海，负责指挥抗倭战役。嘉靖三十一年(1552)七月，他被任命为守卫温、台、宁、绍地方左参将，从此开始了他的抗倭事业，这一时期也是他建立功勋、留名青史的重要时期。

俞大猷在这一地区任职将近7年的时间，率军指挥了多次战役，他率领“俞家军”所向披靡，连战连捷，凭借战功成为威名远扬的抗倭名将。具体来说，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他在浙东一带，后一阶段在苏南、上海一带。

第一阶段总体比较顺利，他统兵征战，战功卓著，也不时得到朝廷的封赏。具体战斗很多，我们就不一一讲述了，只选择部分战斗介绍一下。在讲述这些战斗之前，我们先介绍两个人，王杼和汤克宽。当时，俞大猷主要负责守卫浙江沿海，汤克宽负责守卫福建沿海；王杼则统领浙江、福建两地军务，俞、汤二人都要听从王杼的指挥。王杼对他比较信任，他和汤克宽的关系也比较亲密。

第一场战斗发生在普陀山，嘉靖三十二年(1553)三月，俞大猷率精锐部队为主力，汤克宽率兵辅助，运用火攻的战法，趁着黑夜对倭寇营寨发起攻击，倭寇寻找船只仓皇逃命，此战歼敌数百，大获全胜。第二场战斗发生在次月，地点在烈港（今浙江舟山沥港镇），他又和汤克宽一起，率军攻击盘踞在那里的海盗王直，王直长期勾结倭寇，为害地方，兵力较强，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他们合力打败了敌人，王直带着100多人逃亡日本。此后半年多，他又指挥军队攻击余姚、温岭等地的倭寇，连续取得了几场战斗的胜利。嘉靖三十三年(1554)三月，俞大猷再次进剿普陀山的倭寇，可惜进攻受挫，部属300多人战死，他因此受到戴罪立功的处分。四月，他在吴淞一带大败倭寇，朝廷随即撤销了对他的处分。

这年十月，俞大猷调离浙江，被朝廷任命为提督金山等地海防副总兵，从这时候开始，他的防地就移到了现在的上海以及江苏南部一带。此后的4年是他率兵抗倭的第二阶段。

这一阶段，俞大献的经历总体比较坎可，虽然打了不少胜仗，但是由于这时朝中正是严嵩等奸臣当权，俞大猷受到了许多不公平的待遇，有功得不到封赏，小过却往往获罪，最后竟然被逮捕下狱。

在偷大献调任之前，王杼先在六月份调任山西巡抚，他的上司换成了兵部尚书张经和浙直巡抚李天宠。嘉靖三十四年(156)春夏之交，张经担任主帅，俞大猷作为主要将领，外加卢镗、汤克宽等都将合兵协同，在苏南、金山一带政击倭寇，歼灭敌兵近2000人，取得了王江泾大捷。然而，令人痛惜的是，由于工部侍郎赵文华的诬告，张经被逮捕下狱，最终被杀。为他罗织的罪名是耗费军费，贻误战机，令倭寇势力坐大。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原因是张经和俞大猷都不想打无把握之战，他们在等待朝廷所调援兵的到来，最终凭借优势兵力将倭寇一举剿灭。此后不久，俞大猷也因金山卫战斗失利，被李天宠参奏，遭到撤职留用、戴罪杀敌的处分。

可贵的是，俞大猷并未消沉、颓废，仍然心怀报国之志，率军奋勇杀敌，在陆泾坝、茶山等地屡次击败倭寇，连战连胜。想不到，这年十一月，他再次被巡抚曹邦辅参奏，说他拥兵观望，任由倭寇聚集，应当治罪，皇帝竟然就真的下旨，革去了俞大猷世袭的百户祖职，命其继续杀敌立功。

嘉靖三十五年(1557)，倭寇之患仍未缓解，大臣们纷纷上书举荐俞大猷，他的官阶终于得到晋升，被任命为镇守浙直总兵官。随后，他率军在吴淞口等地设伏，剿灭贼寇数百人，击沉贼船10多艘，取得抗倭战斗的再次胜利。由于这些战功，朝廷在五月总算又恢复了俞大猷家族世袭的百户祖职。

从这一年开始，俞大猷的抗倭事业一度较为顺利一些，经历大小战斗多次，大多取得胜利，官阶也得到晋升，然而，令人叹息的是，后来终究还是获罪下狱。他取得的主要战功包括：当年八月，歼灭徐海之战；九月，平定进犯龙山倭寇；十二月，歼灭舟山倭寇；嘉靖三十六年(1557)四月，沈家门诱歼倭寇；十一月至次年，参加岑港大战，进剿王直父子。

这个时候，抗倭的主帅换成了胡宗宪，他官居浙直总督，统领整个东部沿海的抗倭大业。总体而言，胡宗宪主持抗倭，还是立下了不少功劳，俞大猷、戚继光等抗倭名将都在他的领导下，经过多年征战，浙江沿海的倭患在嘉靖末年基本平定，无疑，胡宗宪功不可没。

但是，同样是这个胡宗宪，最后把俞大献送进了监狱。本来，嘉靖三十五年(1556)、三十六年(1557)两年间，俞大猷因抗倭战功连续得到朝廷的封赏，先是由总兵官晋升署都督佥事，次年，又晋升署都督同知，这已经是正二品的朝廷高级将领了。不曾想，天有不测风云，嘉靖三十七年(1558)，岑港战役一度进展不顺，官军几次进攻都未能取胜，朝廷迁怒于参战将领，撤了俞大猷、戚继光的职级，限令他们一个月内剿平倭寇，否则押送京城问罪。于是，俞大猷率领刘显、戚继光、张四维等主要将领赶快加强了攻势，各部奋勇冲杀，轮番进攻，很快取得了显著的战果，敌兵眼看不是对手，仓皇驾船逃往福建。

想不到，敌人这一逃，让俞大猷莫名获罪。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倭寇到了福建，福建巡抚就上书皇帝，弹劾胡宗宪，说他为减轻浙江压力，放纵贼寇逃往福建，为害闽省百姓。结果，胡宗宪为了自保，就赶紧上书朝廷，说放跑贼寇的责任不在他，而在俞大猷为首的一班将领。结果，皇帝闻奏大怒，即刻下令抓捕俞大猷进京治罪。嘉靖三十八年(1559)四月，俞大猷在京下狱，并且再次被削夺世袭的祖职。

四、北讨南征

所幸，俞大猷下狱后，得到了朝中众多大臣的保奏，不少人为他奔走求情。特别是掌管锦衣卫的重臣陆炳，为帮他脱罪专门找了严嵩父子说情，大学士徐阶、他的好友谭纶等也都通过各种方式帮他想办法。连胡宗宪本人也感到后悔，特意又写信给严嵩之子严世蕃，请求准许俞大猷戴罪立功。这时的朝廷毕竟在用人之际，于是在当年秋天，皇帝批准他到北方边塞杀敌立功。俞大猷的这次牢狱之灾总算幸运地得到了化解。

嘉靖三十九年(1560)春，俞大猷来到了北方边塞重镇大同，投靠巡抚李文进，刚到不久，朝廷下旨，准许对俞大猷、戚继光等8人“赎罪录用”，这样，俞大猷开始了在北方边疆效力的一段短暂生活。他和李文进是好朋友，在狱中的时候就给李文进写信，表达到边疆立功的心愿。

在大同期间，他的主要功绩是训练兵车营，用以抵御北方骑兵。当时，北方鞑靼经常内犯，他们的骑兵最难对付。俞大猷设计了一种独轮兵车，车上配置各种武器装备，以兵车为核心，40个士兵一组，组成一个小队。13个小队为一个小营，10个小营为一大营。这样，通过设计好的战法，反复操练，有效提升了抗击骑兵的战斗力。他专门编写了《大同镇兵车操法》，现在还保存在他的《正气堂集》里，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

不久，兵车营就迎来了一次小试锋芒的机会。这时候，鞑靼内犯，俞大猷率领兵车百辆，步骑3000，大败敌军，取得了安银堡大捷。这也是兵车在实战中成功运用的范例，《明史·俞大猷传》记载，由于这场战斗的胜利，李文进上书朝廷，明朝的部队从此开始设置兵车营。同年，也就是嘉靖三十九年(1560)夏天，俞大猷还和李文进一起，发动了丰州板升袭击战，成功将盘踞在内蒙丰州（在今呼和浩特东北)一带的叛军击溃。由于此战的胜利，俞大猷的世袭祖职再一次得到恢复。令俞大猷失望的是，他在北方依旧没有充分施展抱负的机会和平台，虽然恢复了祖职，却依然没有领兵的实权，李文进随后也因职位晋升而调离，就在此时，湖广总督黄光昇保举他南下湖南镇筸，协助剿匪。这样，他在北方仅一年多就再次收拾行囊，南下湖广。

这次，朝廷给他的任命是镇筸参将，品阶叫署指挥佥事。尽管有了领兵的实权，但比起原来的职务却低了好几品，竟然降回到了他当年到浙东抗倭之前的官位。到任没几个月，朝廷又调他担任南赣参将，目的是要他去平定那里的农民暴动。这一年是嘉靖四十年(1561),俞大猷已经59岁了。

当时，有一股农民起义部队占据广东、福建交界地区，以张琏为首，声势较大。俞大猷到任后，没有急于进攻，而是使用计谋将其分化瓦解，嘉靖四十一年(1562)夏天暴动平定。俞大猷因功晋升为副总兵，协助镇守闽粤赣交界地区。当年10月，他被加授世袭祖职擢升一级（实授副千户）的待遇，次月，再次晋升为镇守福建总兵官，俞大猷又回到闽地为官。

这一次回乡，俞大猷仅在闽一年，期间的主要功绩是参与平定了平海卫倭寇。原来，嘉靖四十一年（1562）冬，大批倭寇攻陷兴化府城（今福建莆田），随即盘踞平海卫（今莆田东南平海），一时间，八闽震动，朝廷撤掉巡抚，急调俞大猷、戚继光入闽平乱，新任巡抚正是俞大猷的好友谭纶。次年四月，明军取得平海卫大捷，倭寇被荡平。这次平乱，论统帅，自然是谭纶的功劳；论军功，则以戚继光居首；论谋略，则应以俞大猷为上。

这次平海卫大战取得全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事前准备充分。倭寇一月占据平海卫，到四月明军才发起全面进攻，前后筹备了足足3个月，这样的安排主要出于余大猷的建议。余大猷用兵的一大特点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兵力、敌情、后勤等各方面都筹划到位了才正式行动，这次大捷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他在给兵部以及巡抚谭纶的奏议或书信中都反复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第二年，也就是嘉靖四十二年(1563)，俞大猷升任广东总兵，过了两年，又调任广西总兵官。这样，一直到隆庆五年(1571)，他转战两广，前后8年，征讨倭寇和叛贼，多有战功。

这8年里，比较重要的战役有这样几次。嘉靖四十三年(1564)，他在广东邹塘、海丰等地征讨倭寇，连战连捷，累计歼敌数千；次年，他又与戚继光联兵一处，清剿勾结倭寇的吴平的匪军，再次歼敌数千，取得了南澳大捷。然而，由于匪首吴平脱逃，地方官员上书弹劾，俞大猷再次被朝廷下旨革职。幸运的是，由于当时两广一带匪患猖獗，亟需将才，提督吴桂芳上书朝廷，俞大猷得以留下来继续讨贼，半年后，因功恢复总兵的职务；隆庆元年(1567)，因在广东平定王西桥叛乱之功，晋升署都督同知；隆庆三年(1569)，与福建、广东等地明军一道，剿灭海寇曾一本，晋爵右都督。之后两年他在广西平乱，因功擢升世袭指挥同知。

至此，俞大猷的官职达到了他一生的最高点。左右都督是正一品高官，他的子孙世袭的官职也从最初的百户升为指挥同知，这也是武官里边从三品的中高级职位了。因为他的这些功勋，他的儿子俞咨皋后来得以世袭武职，曾任福建总兵等职，可惜的是，其子的才干远不及乃父，最后竟然因兵败被朝廷斩首。打败他的不是别人，正是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当然，这些是后话了，本篇不加详述。这一年，俞大猷69岁，已经是年近古稀的老将了。

五、一代儒将

令人叹息的是，此后数年，由于朝臣的奏疏，俞大猷又先后两次被革职、贬官，先后调任福建、北京等地短期为官。在京城期间，他主要遵照谭纶的安排，训练兵车营，对明军战斗力的提升做出贡献。这时候，谭纶已经官居兵部尚书的高位了。万历六年(1578)九月，俞大猷告老还乡。次年八月在家乡病逝，享年77岁，朝廷赠官左都督，谥为“武襄”。

回顾俞大猷的一生，无愧为赤胆忠心、杀敌报国的民族英雄。他南征北讨，军功卓著，然而仕途却起起落落，经历坎坷，多次革职，甚至下狱，又多次重新起用。从他的经历不难看出，当时明朝政府赏罚不公，冷酷无情，特别是奸臣当道，忠臣遭陷的昏乱局面。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俞大猷仍然忠心报国，矢志不渝，为剿灭沿海地区的倭寇立下汗马功劳。当时，他与戚继光齐名，两人并称“俞龙戚虎”。他率领的“俞家军”和戚继光率领的“戚家军”,并肩作战，威名远扬，是明代中期保卫海疆的重要力量。

回顾俞大猷的一生，也可以看到他善用韬略、文武兼备的儒将本色。他早年曾选择读书科考的道路，并且早早就中了秀才，还曾拜泉州当地王宣、林福、赵本学等几位名师学习，因此，他的儒学功底、文化素养远非那些靠打打杀杀走上仕途的武人可比。他在回忆往事的时候就曾说过这样的话：“小子猷早厕儒林，学仲尼之道。厥后父死，家贫不能终所志，遂袭先秩，碌碌为武流中人。”从这段话我们不难看出他早年的志向。不仅如此，他的文学造诣也相当不俗，吟咏怀抱、赋诗作文，样样精通，至今还留下许多令人赞叹的诗篇。

俞大猷不仅在文化素养方面造诣深厚，在军事思想、指挥谋略方面也远超一般的武将，堪称文武兼备的帅才。他的好朋友谭纶官位在他之上，却对他非常佩服，在信中称赞俞大猷：“节制精明，公不如纶；信赏必罚，公不如戚；精悍驰骋，公不如刘。然此皆小知，而公则堪大受。”意思是说，论带兵打仗，他和戚继光，还有刘显，三人都有比俞大猷高明之处，但是这些都是小智慧、小聪明，俞公才是统帅全局的帅才。无疑，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评价，也是一个客观的评价。后来，《明史·俞大猷传》在总结俞大猷的功绩时就引用了这段话。他作战讲究谋略，战前准备充分，不打无准备之战，很多表现这方面思想方略的奏议、书信等至今还保留在他的文集之中。以至于人们评价他的时候，把他比作三国时的诸葛亮、唐代的大将郭子仪。他的军事思想在各个领域都有很深的建树，诸如治军思想、战场指挥思想、边海防思想等，很值得我们后代加以总结。

此外，他还曾写过一本武术方面的著作，叫作《剑经》。这本书比较特别，虽然书名如此，但是主要讲述的是棍术，在武术界很有影响，称得上是武林中的一部经典著作。据说当年他从大同南返的时候还去了嵩山少林寺，并对僧人的武艺表示失望，随后带了几名僧人跟他一起南下，专门向他们传授棍法，几年后这些僧人又把俞大猷的棍法带回少林寺，因此现在的少林棍法中就包含有俞家棍的成分。书里也有一些箭术和阵法的内容，所以这本书也是一本军事著作。后世有些人刊印的时候，只保留了棍术的部分，因此人们逐渐就把这本书视作一部武术著作了。

余大猷一生著有《兵法发微》《洗海近事》《剑经》《镇闽议稿》等著作多部，他的幕僚将这些著作，外加他的诗歌、文章集合在一起，汇编为《正气堂集》，流传后世。近些年，有几位学者把他的这些著作进行了点校整理，重新出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学习和研究。

俞大猷告老还乡之后，当时的福建巡抚、钦差大臣耿定向专门委托泉州地方官制作了一块匾，上写“昭代儒将”四个大字，送给俞大猷。这样一个简洁概括可以视为巡抚代表朝廷对于俞大猷一生功勋的高度评价。后来，清代刊布的大明王朝的正史——《明史》，也有俞大猷的独立传记，内容多有褒扬之语，可见后世对他的认可和肯定。

俞大猷塑像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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